李新荣：“妻管严”“耙耳朵”的经济学分析
作者简介
李新荣，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2期（总第84辑）。
全文3464字，阅读约需8分钟
“妻管严”“耙耳朵”的经济学分析
若干年前，当闺蜜（一个地道的西北女汉子）嫁去上海后，建议我也嫁一个上海男生时，我心中悠然升起的是“什么？上海男人？”“臣妾做不到呀！”闺蜜却以过来人的姿态严肃教育我，上海男人最大的好处是婚后全听老婆的，不过，被当时的我嗤之以鼻。多年后，当我认真而严谨的分析妇女家庭地位时，惊奇的发现上海男人、四川男人那些传说中的“妻管严”“耙耳朵”是多好的结婚对象，但是时间已经无法倒流了…
前生今世
我国宪法于1954年将男女平等写入，江泽民同志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上（1995年）明确提出，我国到2005年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条例》，党的十八大报告（2012年）中体现男女平等，历时50余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才完成了从"政府的承诺"到"立法的确认"再到"执政党意志"的全面接纳。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从事什么生产”的决策上，由夫妻共同决定及主要由妻子决定的比例达67.4%，比10年前提高17.3个百分点。在“家庭投资或贷款”和“买房、盖房”的决策上，妻子参与决策的比例为60.7%和70.7%，分别比10年前提高10.2和15.1个百分点。
到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时，妻子在参与“家庭日常幵支”“家庭投资获贷款”“买房、盖房”等家庭事务决策的仍是在70%以上。尤其，在18-64岁的女性中，有67.6%的被访者肯定了妻子在家庭中的实际权力。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后，赢得了在家庭生活中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当前，虽然妇女地位总体上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在家庭领域，存在对女性生育责任的过分强调、家务劳动负担过重和家庭地位低下；在社会经济领域，职业性别隔离、雇佣性别歧视、工资收入性别差异非常普遍。
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平均每天的家务时间比男性多2.19小时。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数据显示，相比成年男性，成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低8.74个百分点，女性从业人口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从业人口平均收入的64%。
当我们聚焦到家庭内部时，从“家暴”这个视角发现妇女的家庭地位依然岌岌可危。来自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近日报告2017年全国法院审结离婚纠纷案件140余万件，其中14.86％的夫妻因家庭暴力向法院申请解除婚姻关系。进一步，在全国离婚纠纷涉及家暴的一审审结案件中，有91.43％的案件是男性对女性实施家暴，家暴方式主要以殴打、打骂和辱骂为主。
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妇女的家庭地位，又有什么用？墨西哥妇女扶贫政策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墨西哥反贫困政策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繁荣计划”（Prospera Program）和“食品补充计划”。其中，“繁荣计划”是墨西哥最主要的扶贫项目，是在原“机遇计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涵盖饮食、健康、教育等领域，已覆盖超过 580 万个家庭，接近墨西哥总人口的 25%；而“食品补充计划”主要覆盖“繁荣计划”未涉及的贫困人群，以提供食品保障基本生活为主，在没有集市的农村，为贫困群众提供食品、药品、生活用品等。
“繁荣计划”（原“机遇计划”）成立于1997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要求受助人在接受救助前必须履行某些职责或做出某种努力。例如，墨西哥政府每个月向失业的贫困妇女支付约 147 美元，接近墨西哥全国最低工资的两倍，但享受救助的条件是要求其保证孩子按时上学，让孩子参加每2个月1次的健康检查并及时注射疫苗。
在救助对象方面，“繁荣计划”的最初思路非常直接，即通过援助母亲来保证孩子的教育和健康，同时改善妇女的家庭地位。因为母亲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劳务，倾向于将补助用于家庭食品和孩子教育方面，而父亲获得补助后往往首先满足自己吸烟、酗酒等嗜好。
“繁荣计划”通过补贴母亲，不仅改善了贫困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而且改善了家庭内部资源和收入的分配，提升了妇女的家庭地位。佐莱托研究发现，参与“繁荣计划”的母亲把 90% 以上的救助金用于子女的食物、衣物、上学用品和交通费，儿童的境遇有了很大改善；而且因为母亲主导，女童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不仅如此，参与“繁荣计划”的母亲认为她们的知识、社会认知和自信程度都有所改善。
在发放条件方面，“繁荣计划”围绕贫困家庭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 3 个方面设置条件。妇女接受救助必须同时满足 3 个条件：
（1）保证其子女接受教育；
（2）必须参加规定的健康教育培训；
（3）保证其子女定期接受政府组织的体检。
此外，“繁荣计划”还向从小学三年级到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提供数额不等的奖学金，但要求出勤率不低于 85%，以此来减少儿童辍学。
“繁荣计划”收效显著，该项计划使得墨西哥农村人口发病的天数减少了 18%，城市人口发病天数减少了 25%；儿童上学率提高 24%，辍学率下降了 6%，同时降低了女童辍学率。近期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发现，“繁荣计划”受益家庭的子女就业率提高了37%，平均每星期比没有参加“繁荣计划”的子女多工作 9 个小时，而且还挣更高的小时工资。
目前这种模式已经推广到拉美、亚洲和非洲的 52 个国家。
新的发现
之前的研究一般基于共同偏好模型分析家庭内部决策，传统的共同偏好模型假设所有家庭成员共同追求整体家庭效用的最大化，他们之间资源分配的差异是家庭最优选择的结果。
然而，实证证据大多不支持这一模型的结论，反而表明，家庭中的丈夫和妻子往往有不同的偏好。例如，妻子会比丈夫更倾向于将家庭资源配置在教育和健康上，而丈夫会更多分配到烟酒方面。
当妇女议价能力提高时，文献显示将减少本人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增加该妇女营养摄入,身体健康状况变好，但是有可能降低家庭幸福感，而且导致大龄女性未婚率上升。
而我们最近的研究显示，当妇女家庭地位提高将显著增加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比重，且对于处于较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来说这种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不论城乡，儿子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其背后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家庭代际间关系的交换动机假设，认为父母通过生育并抚养教育子女来达到养老目的，子女可被视为投资品。
因而，一方面父母老年时期越需要子女养老反馈的将更加愿意投资，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子女将获得更多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
其作用机制是：父母将对子女的照顾和支持比做一种投资策略或保险行为，当父母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健康状况变差时，这种货币和时间的交换行为可以形成一种保险机制，因为女性承担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双重职责导致其在职业准入、职业稳定、职业升迁、职业收入等各个方面受到职业歧视，甚至女性对婚姻的贡献都加速妇女的人力资本折旧，故而妻子更愿意投资子女人力资本，进一步，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比男性低，那么自然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儿子将获得更多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
我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4年的数据，以“家用支出分配”“储蓄、投资、保险”“买房子”“子女的管教”“买高价格的消费品购买”的话语权为基础定义妇女家庭地位，发现妇女家庭地位增加0.1个单位，会使子女教育总支出的比重提高3.34%，以家庭每年总支出均值4.15万元为例，那么若妇女家庭地位增加0.1个单位，会使子女教育支出每年提高1386.1元。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观念的更加盛行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更加不完备，这种趋势在农村更加显著，即农村妇女家庭地位提高0.1，子女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增加4.14%，以农村家庭每年总支出均值3.579万元为例，那么若妇女家庭地位增加0.1个单位，会使子女教育支出每年提高1481.71元。
而城市家庭的边际效应仅为2.69%，小于农村家庭的4.14%，但是以城市家庭每年总支出均值4.942万元为例，那么若妇女家庭地位增加0.1个单位，导致子代人力资本支出每年提高1329.4元，即提高的数量略小于农村家庭的边际增长。
当我们对子女的性别加以考虑时，发现妇女家庭地位的提升均将显著提高农村女孩、农村男孩、城市女孩和城市男孩的教育投资的边际效应，但是，不论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儿子将获得更多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
未来之光
妇女家庭地位提高对于提高她们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帮助, 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对个人而言，代际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提高子代的合法工作收入，而且可以提高子代生活稳定性；对社会而言，通过提高代际流动性，进而提高社会的平等性和增加国民收入。
因此, 顺应中央“精准扶贫”的指导方针，出台相关的公共政策，针对妇女开展扶贫项目,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或是让更多的资助直接发放给她们,其结果可能更加有助于提高子代人力资本,得到长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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